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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城:一面碎裂的镜子

作者:菠菜导航网 来源:本站原创 日期:2021-02-22 18:11 点击: 

  初次见到顾城的照片,便被他的形象所吸引:戴着一顶裤腿做的布帽子,高高的一个圈圈,一天到晚脱不下来。当我还是一个文学少年的时候,就倾心于阅读他清纯明洁拙稚灵动如童话的文字,就喜欢看他孩子般无辜的眼神带着些迷茫与无助。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这首《一代人》以及顾城早期诗作带着时代的反思和人性的挖掘,带着对人生的讴歌和赞颂,使他与北岛、舒婷、杨炼等人一起作为80年代初“朦胧诗”的代表人物出场。然而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,历史总是以新的方式言说过去,80年代中期,以1986年“中国现代诗群大展”为标志的“新生代”发出集体性宣言,以新的语言实验超越了朦胧诗的朦胧之美和人性之美,表现出一种占位式的诗歌姿态。而90年代的诗歌写作由群体性的写作变成个体性写作,诗人更加关注自己当下生存状态或本能写作状态,人们渐渐淡忘了顾城。直到1993年10月8日,当纽西兰激流岛传来顾城“杀妻自缢”的消息,人们再一次想起了顾城的黑眼睛,并引发了一场关于“诗人之死”与“诗人何为”的争论。

  这个事件从人性角度看,顾城成了杀人犯,是邪恶的不道德的,而且,他杀的还是自己的爱人,他以自杀的方式逃避了法律审判与道德谴责,又是不负责任的。但是从艺术史的角度看,他用一千多首诗创造了作为“童话诗人”的顾城,他的诗歌是独特的精神财富,以真诚的歌唱穿越年代和人心,而他的杀人行为也成为人格与文本分裂的个案告诫于世。

 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,顾城以孩子般透明的纯真希望和妻子谢烨、情人英儿和平共处,实现他理想的“女儿国”。谢烨是一个有才情的女性,一个心态正常的女性,她由最初的爱到最后的同情,都表明她是一个善良温顺的妻子。而英儿,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孩,我们不能过多地责备她,作为幸存者,又有谁知道她内心的痛苦。只是可怜五岁的木耳成了孤儿。

  死者长已矣,留下远走他乡的英儿和不谙世事的小木耳,而世人只是看客,无法去陈述什么是非对错。我们谈论着事件,想到的是个人与环境,生与死的永恒线岁时跟随父亲下放到山东邑县火道村喂猪,从小养成了避世、任性、异想、梦幻、偏执的性格。他在《英儿》一书中说:“我的秉性太极端了,我的最深度从没过8岁。” 他的精神发育,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儿童阶段。1974年顾城回京,在厂桥街道做木工,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,失去工作,从此过漂游生活。1988年赴新西兰,讲授中国古典文学,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。后辞职隐居激流岛。可以说,顾城始终游离在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之外,他沉迷在自己的小世界里,沉迷在陶渊明式的桃花源里,幻想着,呢喃着,用一种超验的神秘状态自语着。他是脆弱的,敏感的,甚至无法料理自己的生活,谢烨说,“整天就像养着一个大孩子”。顾城也是焦虑的,他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通过写作将内在的焦虑宣泄于自然场景,在一花一石,一虫一鸟当中,使自己得到心理释放,使自己从现实社会的焦虑中彻底地逃离出来。然而,孤独感、软弱感、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他,顾城是个矛盾的人,是一面碎裂的镜子,经常流露双重甚至多重人格,面对自然,他是一个温顺而羞怯的孩子,但“乌托邦”的幻灭(谢烨和英儿都想离开顾城另外寻找自己的幸福)使他动用了暴力,他拿起斧头,不是砍向树,而是砍向他的妻子。他分裂的人格使他无从面对破裂的情感,当顾乡赶到现场时,他说,“我打了谢烨,现在去死!”。他还活在梦里,活在自己的强迫症里,他发达的幻觉混淆了现实与非现实的疆域,抹杀了生与死、人与物、自然与社会、想象与存在、个我行为与公众准则的界限。

  顾城前期诗作强调感官与直觉,在哲学上表现为万物有灵论或天人合一论,他对美的妄想转化为一个诗意的生命世界,关注昆虫、贝壳的罗纹、蚂蚁、金龟子和花草树木,但他也关注岁月、年老、死亡与黑暗。顾城在早期作品《生命幻想曲》中写道,“睡吧,闭上双眼/世界就与我无关”,睡眠是死亡的隐喻,是安祥的死。而在《逝者》中,死亡带着浓重的倦怠,“死者是困倦的,将睡在生者床下”。顾城后期诗作《墓床》则带有遗言与咒语的性质:“我知道永逝降临,并不悲伤/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”。这首诗带有惨烈绝决的语气,带着无比平静的语境,带着对时间消逝的淡漠和黑暗降临的怅惘,而他也被一缕绳索安放在松林中。“人时已尽,人世很长”,顾城正在用一种催眠的声音呼唤死亡,这种死亡观念成为诗人的潜意识并转化为有意识,成为一种暗示并愈演愈烈,进而表现为日常行为,他尝试过自杀,“我需要死,因为这事对于我,是真切的”,他说“英儿可以杀我,我爱的人都可以杀我”(《英儿》)。正如加缪所说: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:自杀。顾城把自杀与杀人、给杀与被杀放在一个宗教与哲学的层面上反复玩味,杀成了一种行为,一种表演,一种升华:“杀人是一朵荷花”。在文本中死过多次的顾城需要把词转译为行为,“杀了,就拿在手上”,斧头被漏掉了,而死亡成为灵魂与肉体最好的和解方式,“杀和被杀都是一种禅”,顾城虚构并强化着“杀”的形而上意义,成为对存在的追问与解脱,成为“杀人”这个事件的旁观者:“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/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”。

  而2002年的我们又能从中看到什么?我们的哀思不能换回一缕芳魂和一缕诗魂,而杀人是有罪的,而“手是不能换的”,我们无从见证生命是否轮回,我也无意打扰已经安息的灵魂,我只想从世俗的角度来理解生活珍惜生命:让我们好好活着!生命是短暂的,谁也无权结束别人的生命,谁也不能随意起杀心,顾城说,“在灵魂安静之后,血液还会流过许多时代。”这对于生者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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